创新农村金融制度助推农民创业增收

创新农村金融制度 助推农民创业增收

2014年12月，正值岁末寒冬，原以为如今的农村人烟不复往日，但是在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双顶山村，却是一片鸭子成群的繁忙景象。　　原来这是该村养鸭专业户蒋明仁的养鸭场。蒋明仁是个有着20多年养鸭经验的“老师傅”，但随着2012年上半年蛋价的持续下跌，2013年禽流感和“菲特”台风的来袭，让几近亏损的“老师傅”愁眉不展。宁波市区信用联社乍浦信用社在了解相关情况后，按“地随房走”的约定，为其200多平方米的农村住房所有权证及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办理抵押贷款。蒋师傅拿到了20万元的丰收创业卡，修缮翻新了鸭舍，准备了大量稻草，为8000多只鸭过冬铺垫，有了日均近千元赢利，蒋师傅的眉头终于舒展了。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之际，位于浙江省东北部的宁波市，基于当地经济条件和金融环境，率先探索推出了“两权一房”抵(质)押贷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股份经济合作社股权和农村住房财产权)。近年来，更是创新设计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股份经济合作社股权、农村住房所有权、农村集体土地住房拆迁补偿权、海域使用权、森林使用权等“六权”和渔船、大型农机具“两品”等抵质押贷款新模式。　　本报采访组2014年12月初深入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调查采访发现，如今，越来越多像蒋明仁一样的村民选择通过“六权两品”抵质押贷款走上了创业致富之路。　　多方合作设立风险防线不良率仅为0.6%　　贷款能否成功推行，防控风险是重点。对于前期运作时各部门所担心的金融风险问题，时任江北区委副书记现任宁波市机关事务局局长郑进达告诉记者，通过村、信用社、政府等相关部门层层把关，多策并举控制风险。在具体操作上，简化手续，服务到位。事前对抵押物、用途都做到摸查清楚，尽量做到不留后遗症。政府还专门预留了300万元的风险基金，用于防范金融风险。　　“对风险的有效把控更让‘两权一房’贷款成为不良贷款率低的优质金融产品。”宁波市区信用联社信贷管理部总经理曹伟明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宁波市区联社通过五大风险防控机制(“1+6+1”制度体系、村委会审查制度、结对服务制度、配套风险基金制度与不良贷款处置制度)，大大降低了坏账风险。　　一是“1+6+1”制度体系。宁波市江北区政府与宁波市区联社建立银政联合机制，共同发文明确“两权一房”贷款的具体操作与办理规程，为“两权一房”贷款上了几道“保险”。　　二是村委会审查制度。由基层村委会协助信用社把好贷款准入关，对贷款抵(质)押物价值、借款人信用度情况进行审核，并规定基层村委会需对问题贷款协助化解，这一制度施行有效降解了金融机构和潜在借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了违约风险。　　三是结对服务制度。江北区政府与宁波市区联社成立指导服务总站、街道?镇?与辖内信用社成立指导服务站，实行一对一跟踪服务，第一时间为农户提供贷款信息咨询、贷后管理及服务工作。　　四是配套风险基金制度。由江北区政府财政划拨300万元设立“两权一房”抵质押贷款专项风险基金，托底保障贷款风险。　　五是不良贷款处置制度。当不良贷款产生时，通过与借款农户沟通清偿贷款、联系借款人所在村委商讨还款方案、农水局会同建设及土管部门进行调整等举措，共同举力化解不良贷款。　　截至2014年5月底，“两权一房”不良贷款为56万元，不良率仅为0.6%，远低于我国银行金融机构的平均不良率水平，有效实现了利润保障和低风险的统一。 　　宁波市江北区农办副局长杨建荣介绍，为确保农村“两权一房”抵(质)押贷款顺利推行，多方合作设立四道风险防线予以保障。一是由政府牵头形成联社与政府各部门协同推进农村“两权一房”抵(质)押贷款的管理模式。明确农水、国土、建设、法院、财政等政府部门在开展贷款工作中的职责。为保证贷款真正用于创业和发展再生产，劳动保障等部门为贷款农民制订创业计划，实行全程跟踪，并通过培训、信息服务等方式增强其致富能力。　　二是村经济合作社协助信用社把好贷款准入关，贷款发放先由经济合作社审查，主要对贷款抵(质)押物进行审核。对股份经济合作社股权质押贷款持有人质押贷款的金融，最高不得超过其所提供质押股权面额的80%。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价值为年租地平均收益×经营期限。抵押贷款金额最高不超过其所提供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评估价值的60%。农村住房抵押贷款根据其在抵押期内的折旧、价格变化及处理费用等情况确定，原则上不超过评估价值的60%。　　三是多策并举处置不良贷款。建立农民债权人民调解委员会。不良贷款产生后，先发挥人民调解作用，农水局会同建设、土管部门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则运用司法手段，由法院处置、拍卖抵(质)押物。　　四是设立“两权一房”抵(质)押贷款风险基金。为提高信用社办理贷款的安全性，区政府设立农村“两权一房”抵(质)押贷款风险基金，保障信用社的贷款资产安全。　　“当然，这两年也出现过没有及时归还贷款的案例。”曹伟明告诉记者，到了合同约定的还款时间，却没有及时归还。但是这个比例不高，到去年5月底逾期贷款56万元，不到十户。对于这种对象，曹伟明认为，一方面是对借款准入了解不够，调查不全面；一方面还需要依靠村里的力量，委托村干部多去做做工作。　　“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最终向法院起诉的案例，不过仅为两例，到现在为止很难处理，按照法律程序，起诉以后要判决，判决后还要强制执行，但对象是老百姓，不能用很极端的方式去强制执行，因为要保证其基本生活。所以，解决不良贷款问题，最多的还是依靠村里的力量，进行分期还贷，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曹伟明说。　　激发农民创业热情政策红利逐步释放　　根据宁波市江北区农办提供的数据，截至2015年2月底，江北区已有2830户农户获得“两权一房”抵(质)押贷款，累计贷款总额为2.83亿元。其中股权累放户数1169户、放贷金额4852万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累放户数667户、放贷金额1675万元；农村住房累放户数994户、放贷金额21776万元。　　“两权一房”推出的5年，也是江北区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5年。据统计，不算拆迁安置补偿款，江北农民纯收入从2008年的1.16万元增加到2.2万元，增速和绝对值均居宁波市前列。江北农村经济的繁荣，“两权一房”这一金融创新举措功不可没。　　尽管已有以上漂亮的数据答卷，杨建荣认为，江北区“两权一房”贷款政策释放出的红利还远远不止于此。　　首先，资产变资金，盘活了农民“沉睡”资本。根据江北的实际情况，对农民而言，创业缺的不光是项目，同时还有资金。由于农村缺少有效的可供抵押的物品，直接影响了农民的持续增收。“两权一房”政策出台后，有效地解决了农民融资难的瓶颈，为创业开辟了新路。长期处于“沉睡”状态下的农村资产得以激活，资产转变为创业资金，达到了以地促富、以财促财的目的，有力增强了农民“沉睡”资本的“造血”功能。　　其次，激活了农民创业热情。“两权一房”政策出台以来，政府不仅解决了农民创业融资难，而且政府多部门联动激发农民创业，如加强创业培训引导，进行素质培训、创业辅导、实用技术培训等。“两权一房”项目推出以来，农民学科学技术、学习专业知识培训的人多了，对创业增收更增强了信心。农民收入增加了，社会更进一步和谐，农民尝到了金融改革的成果。　　第三，还推进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步伐，这是改革非常重要的一环。农村金融体制创新最大的效果是金融政策推动农村改革向纵深挺进，推动了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两权一房”政策实施以来，一是加快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份制改造工作，至2014年，江北区完成109个村，占总村数的99%，总资产47.71亿元，量化到人资产16.78亿元。使改制后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产权更加明晰，职责更加明确，有效地保护了农民的财产权利，也为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产权流动、重组，向公司制方向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是促进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两权一房”出台后，通过规范农村土地流转行为，建立农村土地流转平台，提升了农民土地流转率。解决了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农业企业等筹资难问题，加快了土地集约化、规模化的速度，也加快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工作。江北区1.44万农户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流转率达到了82%。通过这些政策和实践，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变得更有价值。三是农村住房的产权得到了保护。通过“两权一房”贷款，采取试点先行，分批推进的工作方式，完成了部分村的农村住宅产权的确权工作，保护了农民的财产权的完整性，农民产权得到了升值保值。　　最后，“两权一房”贷款政策对于新农村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民创业致富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两权一房”是农村金融体制的创新与突破，全面提高了信贷政策对“三农”的导向力，是全新支持“三农”的力度体现。政策出台后，盘活了农村住房、土地承包权、山林承包权、股权和房票等资产，为发展农村新兴产业提供了资金保障，为农民增收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源泉。　　继续推进农村金融农村住房确权是关键　　对于下一步发展，郑进达表示，我们不“摊大饼”，不鼓励农民盲目地去贷款，而要根据经济发展的情况，引导农民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进行创业、就业。比如，结合目前宁波正在发展的“月光经济”、“电子商务”，推出了“1791”(“要去就业”的谐音)这个平台，先对他们进行培训、辅导，让他们学到相关的技能，激发他们的创业热情，然后再有目的地去贷款创业，这样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风险。接下来，江北区还会在经营农村理念上不断创新，进一步搞活农村经济。通过开展“民宿经济”，发展“现代农业产业”等举措，提高农村的土地产出价值，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家门口创业。而这些也离不开金融方面的需求。　　宁波市江北区农办副局长杨建荣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两权一房”贷款政策发展这么多年，也还是有其不太完善之处，需要在下一步发展中继续改进。例如思想重视程度有待进一步统一。政策推行之初，就存在意见不统一的尴尬局面，如今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完全解决，目前对于“两权一房”政策的思想认识尚有差异，仍存在怕麻烦怕担责任的现象。　　另外，创业氛围有待进一步营造。农民面临着创业渠道少、合适的项目缺乏、创办实体经济成本费用过高等困难与障碍。同时，江北近郊一大批农民创业观念落后，近郊又面临安置拆迁，农民有一定的股金收入、租金收入、拆迁安置收入等，存在小富即安，满足于现状的心理，创业氛围还不够浓厚。　　还有贷款额度、期限有待进一步放宽。“两权”贷款额度普遍较低，股权最高为面额的80%，承包经营权为评估价值的60%，由于多数农户持有股权和承包经营权数量有限，导致自然人贷款的金额不高，远远不能满足创业的需求。此外，贷款期限基本为一年，对于发展生产的农户来说，创业效益还没体现出来，还贷压力较大，转贷麻烦。　　最后，农村住房登记确权有待于进一步破解。农村住房贷款占整个贷款额的67%，且贷款额度大，是深受农民欢迎的贷款方式，但农村宅基地住房登记确权难度大，按现行的政策大部分农村住房均不符合确权条件，使一部分希望得到贷款创业再发展生产的农民无法获得贷款。　　杨建荣告诉记者，下一步计划继续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不断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信贷方式。　　一是要进一步扩大参与农村“两权一房”贷款的金融机构。目前，承担贷款发放的金融机构仅为宁波市区信用联社，为进一步方便农民贷款，引进贷款的竞争机制，计划扩大参与农村抵(质)押贷款的金融机构。二是要扩大创业贷款对象。“两权一房”贷款原本放贷的对象只有自然人，目前已拓展到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三是要试行农民信用贷款，实现农民无抵押贷款，并成立江北区农业小额贷款信用担保公司，为信用农户提供免费信用担保。四是要进一步扩大和规范农村产权交易流转机制的改革。为进一步深化农村“两权一房”抵(质)押贷款，江北区把农村资源流转机制改革列为14年专项改革之一，内容涉及农村土地、林地、股权、集体厂房、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及农村宅基地流转和农村住宅流转交易。重点在慈城镇试点建立农村资源流转交易中心，目前试点的范围以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股权流转和农村集体房屋租赁流转为主，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农村宅基地、农村住房所有权等流转交易，也将在政策的引导下积极探索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的新模式。　　当然，改革要突破还有很多困难和障碍，例如农村产权的进一步明晰，这是很关键的。“两权一房”农村金融体制的创新，最大成效是唤醒了农村“沉睡”资本，唤醒的最大任务是要明晰农村产权。让农村产权真正流动起来交易起来，才能体现农村产权的价值所在，才能体现农民财产权的完整性。目前，我国城乡居民享有的财产权利并不平等。比如，江北的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住宅虽可抵押、担保，但农民最大的财产权在宅基地上建造的房屋不能向外出售，也就不具有完整财产权。　　杨建荣最后建议加快政策出台。期待有关部门在具体指导中能制定出台相关措施，加快出台全面综合的政策措施，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决策早日落地。　　另外，还应继续加大金融支持“三农”发展的力度。近年来，金融支持城乡一体化、新农村建设等“三农”发展的力度加大，但受农业弱势和弱质性等因素制约，农村金融服务仍然是整个银行业中最为薄弱的环节，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壁垒，解决“三农”老大难问题，必须持续加强提升农村金融支持“三农”的力度。

莎普爱思滴眼液

莎普爱思滴眼液

莎普爱思滴眼液

莎普爱思滴眼液